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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古名家言的哲学家伍非白


整理古名家言的哲学家伍非白

来源:《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》 作者:汤炳正

 

伍非白,四川蓬安人。生于1890年。幼年丧父,家贫,就读于私塾,遍习四书、五经,旁及诸子百家。性聪颖过人,善属文,年13应科举,中秀才。旋科举罢,乃走读于合川实业学校。是时,革命思潮激荡全国,而先生亦见闻渐广,接受进步思想。既愤慨清室之腐朽,又痛恨外侮之日迫,乃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,从事革命活动。辛亥革命后,曾任第一届四川省议会议员。不久,又先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四川革命军石青阳、熊克武军中参加反袁,护法诸役。石、熊失败,他走上海。由于党人四散,失掉联系,而他亦被反动派列入逮捕名单,乃返蜀。

当时军阀混战,国事日非。他见革命失败,乃萌文化救国之念。于是避居乡间,埋头读书。由于生活拮据,乃以实业学校曾习之育蚕种,桑苗等技艺谋生。无钱买书,则往返数十里外,就藏书家借阅或抄写。日夜揣摩,孜孜不倦,博览而好深湛之思。但先生救世之志,固未尝稍衰。是时,当地驻军师长何光烈,欲以“佃当捐”名义,重敛于民,召各县代表会议,他以蓬安县代表出席。席间,不畏权势,支持群众及学生代表,痛斥何光烈。他说:“当此国难之际,或英雄,或奸贼,或流芳百世,或遗臭万年,何去何从,由你选择!”四座闻言,皆为震动。会议遂逼何光烈取消“佃当捐”。他在大是大非面前,其仗义执言,多类此。

先生素好诸子之学,尤喜墨家,但读《墨经》上下而苦其艰深。故自1914年开始,即发愤钻研,欲为校释。阅五年,成《墨子辩经解》一书。在墨学研究中,别开生面,独具卓见。1922年此书出版后,颇为当代学术界所推崇,先生亦蜚声学林,遂于1926年受聘为成都大学(四川大学前身)教授;旋赴南京,任前中央大学教授。其间,还以同盟会会员资历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,以挂名官职潜心著述。他先后至苏州谒见太炎先生,探讨诸子之学,又与海内学者如四川廖季平、山东栾调甫、南京张纯一等,或书函往来,或互相过从,纵论经史与墨家学说。十年之间,研究范围,益深且广,遍及先秦名学遗著。并撰成《大小取章句》、《尹文子略注》、《公孙龙子发微》、《荀子正名解》、《齐物论新议》、《形名杂篇》,合前著《墨子辩经解》(后改名为《墨解经故》),总称《中国古名家言》,约30万言。其中《大小取章句》,1937年在《论学》杂志上发表过;《公孙龙子发微》初稿,大半为陈柱尊1937年出版的《公孙龙子集解》所采录,在学术界发生广泛影响。自此,先生享有著名墨学专家的盛誉。

抗日战争爆发,国土沦陷,民生凋敝。先生目睹时艰,而自愧报国无门。乃于1938年举家返蜀,隐居南充西山,创办西山书院,聘海内名流,相与研讨讲习于其间。蜀中学子,一时就读者甚众。先生在讲学之余,又对所著《中国古名家言》作全面整理与修改,并自费刊印五百部,分送海内学术界。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,在名学研究上的独创见解,乃得全面问世。

抗战胜利,先生又创办川北文学院于南充。时解放战争已起,学院多进步师生,亦有地下党同志。先生不仅对革命力量加以保护,而且曾配合进步师生,对渗入校内的恶霸政棍等反动势力,加以驱逐和清洗,得到广大师生的赞许。先生尝愤愤地说:“我们决不能允许恶棍与市侩来左右我们的学校!”因此,一时多视“川北文学院”为进步学校。

解放后,他被委为川北行署委员,兼川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四川建省,又先后任省政府委员,省图书馆馆长、省人民代表、省政协委员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常委等职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,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。1965年3月,因脑溢血去世,享年75岁。

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,拨乱反正,落实政策,先生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,得到改正和平反。而《中国古名家言》亦于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,他毕生全力以赴的这一学术巨著,从此得以广泛流传于世。

 纵观先生一生,虽有时参加政治活动,但其贯彻始终的毕生事业仍是学术研究。从他所专研的对象墨家学说来讲,先秦曾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但自汉代起,已渐趋衰微。魏晋以来,连唯一的一部鲁胜注,早已失传。此学之被冷落者,殆千有余年。近代虽略有起色,而竭生平之精力,专研不移者,实属寥寥。盖以学术言,凡趋时者,时变而;殉利者,利竭而废。惟先生对先秦名家之研讨,毕其生而不怠。从1914年至1965年,前后凡五十载,直至死后,还留下不断修改中的《中国古名家言》三种不同的稿本。古人云:“知之者,不如好之者;好之者,不如乐之者。”先生之于古名家言,真可谓乐此不倦。也正是他这种“锲而不舍”的精神,才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整理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先生的第一部专著《墨经解故》于1922年由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之后,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。梁启超在其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曾说:“伍非白著《墨经解故》,从哲学、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,将全部《墨经》视为有系统的组织。”事实确是如此。因为清代学者之论《墨经》,大都不外校勘训诂,使此艰深难读之本,略通大义而已。虽孙渊如已发现《墨经》多系名家言,邹特夫亦发现《墨经》多涉物理学,但他们只是零篇短札,谈言微中。而真正能站在哲学,科学的高度上来观察《墨经》,并将全部《墨经》作为“有系统”的整体来进行研究者,在近代,先生应属第一人,先生的《墨经解故》当为第一部书。中国先秦名学的由隐而显,不能不归功于先生。

但先生对中国古名学的研究,并没有就此止步。他的探索工作,不断地在向纵深发展。此后,他又发现《墨子》书中的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两篇,“与《经说上下》四篇相发明”,乃名家之要籍,名家《公孙龙子》,“处处与墨子辩经为论敌”,乃中国古代名家两大论宗,道家《庄子·齐物论》,全用名、墨两家术语,其破诘百家,亦“多是从名辩学术攻入”,儒家《荀子·正名》,也是“吸收名家各派的长处而弃其短,”;此外如《尹文子》及散见诸子的名辩杂论,他无不融会贯通,各立专著,《中国古名家言》即其总集。曾谓:“不通一家,则不能通两家,不通两家,亦无由通一家以至三家之循环论战。”不难看出,先生之治古名家言,乃将名家摆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大论战中进行全面考察,紧抓住他们之间正、反、合的复杂关系,来探索古名家言的精髓。足见先生的著述之所以如此博大精深,发前人所未发,决不是偶然的。

清代以来,对先秦古籍之整理,其言考证者,或短于说理;言义理者,又或疏于考证。故自毕沅以下,注《墨子》者不下十数家,虽以孙诒让之博洽严密,其《墨子间诂》至今被誉为不朽之作,而犹不免偏于文字校释之间。惟先生之治古名家言,则取名家典籍,进行校勘、、训诂、诠释、编次、剖析乃至辨伪等一系列整理工作,熔多种治学手段于一炉。故其所揭示的“名辩”精义,不仅新颖独创,而且广度深度多出前人之上。先生的《墨辩校勘记》、《公孙龙子考证》、《邓析子辨伪》诸篇,其在《中国古名家言》中,虽仅列为附录,但足见先生治学的功力之深,决非浮光掠影、侈言义理者可比。当然,先秦名家学说,还有不少疑难问题,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探索,但先生的董理之功,却为后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。

先生禀性豁达,平易近人。但对庸鄙市侩之流,则又严峻不少宽假。他思维细密,善于言谈。在师友叙谈间,对问题的探讨,往往步步推演,妙论横生,出人意表,令人解颐。从中国历史上看,《庄子·齐物论》,后曾演为魏晋间之清谈名理,先生的言行亦受古名家之影响欤?

先生晏居之暇,亦好诗文。曾以余力著《东维子文集校注》、《铁崖乐府校注》及诗文集等,尚待刊布,兹不赘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