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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缅教育家邓胥功只淳先生


追缅教育家邓胥功只淳先生

作者:重庆图书馆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 熊飞宇 博士

邓胥功(1881-1976),字只淳。四川(今重庆)巴县人。教育学家,也是四川大学教育史上一位特出的人物。先生为人谦谨,守正不阿。陶道恕教授曾著文叙其生平。近读史籍,偶见其逸闻趣事,乃顺手摘录,以供今人瞻望。
    1915年,邓胥功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,任教成都高师。1924年,又取道苏联莫斯科,到德国考察教育。一年后回国,受聘为暨南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,讲授“教育学大纲”。在学生温梓川的印象中,“他的确是一个在日德学教育的教育家”。“人胖胖的,活像一位绅士,四十多岁的年纪,留着两撇黝黑胡子,衬着那一副茶晶眼镜”。其庄严与认真,有如德人,一年难见笑容。1931年,《教育学大纲》上卷,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,扉页有近照一帧,温梓川的描摹,与此几无差离。是年,临近放假,学生照例举行联欢茶会,邓先生在出席时,告以出版喜讯,并希望同学贡献宝贵意见。课下闲聊,温梓川认为此书偏重德国教育,毛病在于材料太旧。不意当时竟有一位同学,搬取这般意见,于大庭广众之下,照单发付。场面自然尴尬。但邓先生并未介怀,事后多年,还盛赞那位同学的坦率和爽直。
    同年,邓胥功由沪入川,任成都大学教授。张凤为之饯行,赋《送邓胥功还重庆》:“举杯邀月,月尔须臾伫!抬眼霜天,树影重重印取。记山纳河边,旧梦和流昨去;春申江畔,窥牖又同羁旅。浪迹东西忘不了,水云着处多凭据。匆匆此去,邮程几许。客里怕登楼!怀人处处多红树。山峡挂猿声,不绝愁如缕。招之不转,挥之欲断,何当危一喝,使水流倒,云影住”。张凤(1887-1966),字天方,浙江嘉善人。光绪秀才,巴黎大学文学博士。精古文字研究,擅书金文,喜爱篆刻,长于鉴定,堪称民国时期的一位奇才。
    不久,邓胥功转任公立四川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。1938年,教育部简命程天放为校长,引发“拒程风波”。部分教授发表《罢教宣言》,邓胥功亦签名支持。四川大学疏散峨眉后,邓胥功只身前往。时校部及文法学院设伏虎寺,先生与寺僧议定,在旁侧罗峰就地取材,修建一幢简朴的木楼。其间,程天放来访,并作《罗峰精舍访只淳先生》。诗云:“喜趁秋光好,来寻高士庐,远峰声外,平野望中舒,松径窥红叶,钟声落碧虚,一秤忘晷刻,欲去更踯蹰”。“秤”或为“枰”,二人似曾对弈,且乐在其中,以至时间飞逝,尚浑然不觉,临别时仍意犹未尽。但两人关系并不融融泄泄,除参与拒程罢教之外,邓胥功对学校实行党治,平日也多批评。1964年,邓胥功有《拒绝程天放与川大迁峨眉》一文,谈及内中情由。之所以“拒程”,或说是由于地域与外界的斗争,或云是由于青年党与C.C.派系的斗争。但主要原因,应是“人心向背”,即忧虑和害怕党棍长校,“学校生活绝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比较平静,将会发生川大未曾有的局面,还必然导演出许多恶剧”。1938年11月,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委会成立,邓胥功负筹备之责,向程天放请求增加平时购置费,或拨予临时疏散费,均未得到许可,结果许多古物,摆在皇城内,受到日机的轰炸。“至今思之,犹有余愤”,并因此“对他就怀着难以形容的一种鄙弃的情绪”。不过,建国后的许多文字,并不足恃。
    1946年,邓胥功出任师范学院院长。复刊后的《教育半月刊》,也在该年举办“只淳、绍禹两先生任教川大十五周年纪念”,以示庆祝。余群宗题赠“乐育英才”。叶麟则发表专文《我所略知的邓只淳先生与刘绍禹先生之为人》,称赞其为“有艺术趣味的老教授”。刘绍禹(1900-1981),教育家、心理学家,名怀锐,新津县人。余群宗,时在川大法学院,教授土地法。叶麐(1893-1977),字石荪,兴文人。心理学教授。先生寓居吉祥街5号,叶麐忆其登门初访时,院内花叶扶疏,主人则“面貌严肃,鬣髭短浅,胸背挺直,体气健康”。只淳先生很爱护学生,但有时也直率地加以讥弹,因为在他看来,民德的醇厚,有赖教育者的培植。对于同事,亦情谊甚殷。表面上,刘绍禹与邓只淳似乎相异:一个较蕴藉,一个较爽直。不过骨子里,都有理想,都爱人,都有责任感。二者都是刚正的人:一个以其学养藏诸心中;一个不管束缚,自然流露。蕴于心者化人于无形,见于外者使人知警惕。这段文字,与温梓川的描述,可以互证。
    邓胥功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。其《高等学堂学生与同盟会及实业团》述及四川辛亥革命的早期准备。1911年武昌起义时,曾参加组织蜀军。后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,邓胥功受任为总统府秘书。时蔡元培任教育部长,拟委以中小学教育司长之职,不就。此后一直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,也未在政府做过一官半职,终身以教育为职志。民国学人,风骨清标,由此可见。抗战初期,《大声周刊》曾举行“一党专政”问题的讨论。1938年3月3日,邓胥功撰文以为:在形式上,与其一人专政,不如一党专政;与其一党专政,不如多党轮政。盖人多党多,可收群策群力、相互监督之效。效率方面,一人专政与一党专政,长处在最利于政治的推行,又可减少排挤、倾轧、诬害及冲突等弊;短处则在易流于“愚而自用”或“自私自利”,形成腐败及蒙蔽之局。今日中国,党权高于一切,是否已尽其长,是否能免其短,尚待当局者自省。由精神言之,形式关系,本非重要问题。良好政治的推进,未尝限于一定的形式。多党轮政可,一党专政可,一人专政亦可,唯主持政治者,须有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和绝大的政治抱负。后有成效者,德意苏俄,固可为例;前有成效者,英美日等,又岂非明证?所以国人于此,务要力学其精神,不可徒袭其形式。从时局来看,今日何日?天下已去大半,势将一舟而共覆。救亡不暇,尽可暂搁此等问题,主权存在,方有政权可言,所当汲汲者,在同心协力,谋如何抗日而自存。其政治态度,平和中正,并不依阿取容。
    先生学识闳通,兼采中外。其大著《教育通论》付梓时,附录文献,除国文书目外,尚有英文、日文、德文三类。于人于学,先生均令人感怀仰慕。今日遥想,仍咨嗟不已。(作者系文新学院2012届博士生)